以农民的眼光看凤阳（1）

大江沦月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凤阳的历史变迁。

    “凤阳”地方，为洪武七年朱元璋赐予家乡的名称。从狭义上说，指今天的凤阳县（明初至清乾隆二十年，包括凤阳、临淮二县），位于淮河中游的南岸（明清时期，北部以有一小部分）。从广义上说，是指时代的凤阳府（明初先后辖12州24县，后领辖5州13县），而“凤阳”后加一“县”字，则专指凤阳县。（夏玉润先生《朱元璋与凤阳》一书中于此划分得相当清楚与精确，故引用之）

    明以前的凤阳，从建置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自大禹治水至楚灵王三年（公元前538年），凤阳一直被中原看成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处于氏族组织的形态；二，自楚灵王三年至东晋初年（至公元420年），钟离的地位很低，一直隶属于寿春（后称九江），虽自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以后升为县，但仍属于九江郡；三，自东晋初年至元末，钟离升为郡、州，所辖区却极少，多则四县，少则两县。

    《颖洲志》记载：大明昌运，汝颖兵兴，民之从龙者席卷而行。及天下大定，故家旧人，寥寥村落，十余年间，移民稍复。因此，不得不先研究一下凤阳人口的组成。

    据夏玉润先生研究，先后移徒凤阳的移民有：1，江南富民（吴元年九月辛已——《凤阳新书》）2，江南贫民（洪武三年六月辛已）3，中原流民（洪武四年三月壬寅）4，山西边塞移民（洪武六年十月丙子）5，江南14万大移民（洪武七年十月）6，山西、真定民众（洪武九年十一月戊子）（除标注外，均出自《民太祖实录》），此外还有军籍移民、罪犯移民以及明正统年间的自由移民。次说系统详细的介绍了凤阳各阶层人口的组成，所以引用之。在明初移居凤阳的移民中，有数为是名震江浙及全国的文人：苏伯衡、顾德辉、徐赍、杨基等。

    A.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这是一首曾经流传很广、深刻控诉封建统治着罪恶以及反映广大农民生存不幸的民歌。暂且不细表明代农民生活如何，让我们顺历史的脉络来剖析。

    自大禹治水以后，夏代淮河流域原始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流域的农业生产发展加速，中间有过衰落，秦汉时又迅速发展。隋唐时期，凤阳的农业进一步发展，以制瓷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发达，其中“寿州瓷黄”闻名遐迩。安史之乱，凤阳百姓大量逃亡，经济衰落。五代，凤阳的经济逐渐恢复。北宋时期，凤阳的经济继隋唐以后又一个辉煌时期。农业上连年丰收，粮食产量普遍提高，淮南路（包括凤阳地区）的赋税居全国第四位。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决口，南下夺淮，从此开始了淮河流域的苦难。宋金、宋蒙对峙时期，凤阳处于战乱之地，经济衰落。元朝，这里经济发展缓慢，再也出现不了唐宋时期的风采。

    自宋朝开始，田无麦禾，野无青草，流徒载道，饥民相食。“上不得奉养父母，下不得养妻育子”。此乃噩梦的开始！

    国民党统治时期，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地痞流氓、官匪勾结，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农民一双双，一对对，或故搜，或婆媳，或母女，或姐妹，相依为伴，身背花鼓小罗，流唱街头，乞讨四方，“凤阳”成为逃荒要饭的代名词。

    其原因，从历史上看，淮河流域的旱涝灾害一直存在，并呈加剧趋势。如1851年，淮北大雨成灾，加之黄河决口、瘟疫肆虐，凤阳当地农民无法生存，竟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进入民国以后，淮河流域的灾情更加严重，不仅频率高，而且面积大。1931年大水，凤阳受灾面积达506572亩，“灾情异常严重，禾麦减收，秋季颗粒无收”（《安徽近代经济轨迹》第590页）；另一个原因是蝗灾不断发生，“始蝗如雨，既而蝻结块数千里，并排而进，自北而南，山河城垣无阻，逢井则自井口至底而上，草木无遗，入家室中箱笼衣服尽蚀”“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不然则盗贼兵蝗也”（《凤阳新书》）“凤阳等地方，一岁则水旱蝗蝻三灾叠至，禾稼尽伤，子遗颠连，民瘼可悯”(《明熹宗实录》）。除此之外，特别是近代以来，各种人为因素如苛捐杂税的增加、赈灾的不力、战争的破坏等又加重了民众的灾难，使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后杨地多不打粮，磙子一放就逃荒，有女不嫁后杨郎”、“碗塘碟坝鸡肠沟，庄稼全都靠天收”，这些都是曾经凤阳面貌的真实写照。

    解放前，凤阳几乎无工业可言，全县工业总产值才五百四十六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