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拯救了法兰西，普京将拯救俄罗斯

lilili · 发表于 2004-4-10 01:39:00

戴高乐拯救了法兰西，普京将拯救俄罗斯 ——谈俄国总统普京连任后的政治道路 李寒秋 本文首发于《凤凰周刊》2004年第十期，有删改，互联网上转载请注明，传统媒体转载请与作者和该杂志联系 俄国总统普京在刚刚结束的总统选举中波澜不惊，在全民直选中以高达百分之七十的得票率无可争议地连任。俄国的总统制本身就借鉴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集权制，再加上亲总统的势力在杜马中占有过半的绝对优势，普京总统目前所处的政治强势地位与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一片混乱中结束后众望所归地当选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极为类似。而且普京公开承认极为崇拜彼得大帝、拿破仑一世和戴高乐将军，希望建立一个戴高乐式的俄国，这明白无误地预示了普京今后政治努力的方向。 法国的历史伟人和传奇英雄戴高乐将军以法国人特有的夸张风格在法国和世界政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戴高乐将军所创建“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君主制”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是法国的国家集权传统与英美的自由民主传统的神妙结合——在政治上实行总统集权制，以此加强国家权力。这种体制既压制左派革命，也反对无秩序的自由派，营造了长期政治稳定的局面；在经济体制上一方面维护私有制，另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和计划化，使得法国经济长期高速稳定发展；在外交上维护民族独立，挑战两极格局，谋求多极世界，从而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戴高乐在法国的十年执政，扭转了法国建立共和制度以来的八十多年时间里，政治混乱、经济乏力和外交软弱的痼疾，获得了难以企及的丰功伟绩，给后人留下了不可背离的光明大道。 俄国在走向西方化与近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在汲取和借鉴法国文化的精髓。彼得大帝的改革是全面引进十七与十八世纪的法国古典文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二十世纪初的回响。在“全盘美化”政策彻底失败后，现在的俄国政治家对戴高乐体制下的法国而非美英两国如此心仪，则说明了政治文化的发展总是依赖于历史路径，这个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俄国最早自称“俄罗斯的戴高乐”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列别德将军。当年他以战争英雄的身份与历史小人叶利钦和俄共领袖久加诺夫争夺总统宝座，提出了“戴高乐拯救了法兰西，列别德将拯救俄罗斯”的竞选口号，大受选民瞩目。叶利钦这头老*巨滑的狐狸为赢得列别德的支持击败久加诺夫，对其许以高官厚禄。叶利钦当政后不久，列别德即被排斥出权力中心，在宦海中几经沉浮，终天不佑善人，此公在一次神秘的飞行事故中身亡。因此“俄罗斯的戴高乐”这顶荣衔，身为前克格勃中校的普京就当仁不让地取而代之了。 

既然戴高乐这个主角已经出场，又怎能缺少贝当这个重要配角呢？“俄罗斯的贝当”就是“窃国大盗”兼“民主法西斯”的叶利钦。当年因为“没有实现俄罗斯人民的梦想”而请求俄国人民宽恕的叶利钦为避免辞职后因阴谋分裂苏联、武力攻打国会和盗窃国家财产的罪名而遭受抄家和审判之灾，将俄罗斯这“一条苦命”交给名不见经传的普京，讨了一块免死金牌后便过起了享有仅次于总统待遇的优哉游哉的退休生活。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忘恩负义是伟大人物的特权。正如戴高乐在光复法国后坚持以“卖国通敌罪”对自己当年的政治庇护者贝当进行审判，以确立自身的法统一样，普京在去年十月逮捕经济寡头霍多尔夫斯基，导致了叶利钦安插在普京政府中的眼线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的辞职；此次总统选举前，又解除了“叶利钦帮”的最后一位元老卡西亚诺夫的总理职务，普京已经在政治上与叶利钦时代彻底地划清了界限。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叶利钦因此对普京极为不满。也许他从普京的这些绝情之举看到了自己的最终下场一定不会很妙，因此叶利钦在去年普京派在杜马选举中大获全胜后，违反自己所作的不对公共政治人物进行评论的誓言，很不含蓄地反对普京修改宪法争取第二次连任总统。 普京自从1999年第一次担任俄国总统以来，逐渐突出政府权力与国家元首本人的权力，加强国家的统治力量，打击分裂势力，整肃经济寡头，改善人民的福利，驯服自由放任的野蛮资本主义。这些努力在去年的杜马选举和刚刚结束的总统选举中达到了顶峰，为普京本人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威望。同时在外交方面普京一直积极争取俄国的大国地位，维护俄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减轻国内形势对政府的压力。国家主义对内而民族主义对外，因此普京既能够摆脱意识形态和人情恩怨的影响，又能够利用公众的服从习惯和对未来的心理预期尤其是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大国心态，从而可以内外兼顾，左右逢源，防止出现大规模的革命或者内乱，这一点与戴高乐两次执政期间的做法异曲同工。 

戴高乐治理下的法国曾经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伟大国家。法国是自由民主共和之母，同时也是现代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之母。“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和以《拿破仑法典》为总结的资本主义的新生产方式随着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而传遍了全欧与全世界。为了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法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向霸权国家英国进行了激烈的挑战。而从经济全球化的眼光来看，法国实质上是全世界各国中第一个面对英国肇始的全球化进程挑战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成功地应对全球化进程的挑战而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和建立了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国家。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与波澜壮阔的拿破仑战争都是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经历了多次复辟、共和、帝制、革命、战败与复兴后，法兰西民族在政治制度上的真正成熟已经是在大革命后的第一百七十年即1958年，这一年，戴高乐将军制定的第五共和国宪法获得通过。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和崩溃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二十世纪重复了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到第三共和国覆亡的历史进程，苏联面对的挑战同样还是不发达或次发达国家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统治下如何实现工业化与政治现代化。只不过苏联的战略竞争对手先是以英法德为首的欧洲国家，二战后对手变为美国。很不幸，由于苏联只实现了工业化而没有成功应对政治现代化的挑战，使得苏联在这场历史性的战略竞争中失败了。一个曾经与美国共同瓜分和统治世界的超级大国四分五裂，满目疮痍，跟当年因内政体制而败亡于纳粹铁蹄下的法兰西一样，俄罗斯没有躲过人类编年史上的最大浩劫。 

正如戴高乐体制的确立和稳定，表明了法兰西民族的政治理念在继承国家主义体制和中央集权传统的基础上最终成熟，普京治理下的俄国转向戴高乐体制或者是盎格鲁·萨克逊人所指责的“独裁体制”，也说明了俄罗斯民族在史无前例的自由主义乌托邦试验破产后在政治上已经开始清醒。事实上，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那种立足于海盗殖民商人的民族传统，类似于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政治经济模式包括法国在内其他国家很少能成功模仿。因此那些沐猴而冠、刻舟求剑的俄国亲美自由民主派不顾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强行输入这种模式，焉能不一败涂地？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内外政策都是由本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与外交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地缘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对未来国家发展前途的设计综合起来决定的。在俄国历史上，由于俄罗斯民族一直面对着强势文明和先进文明的挑战，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从来稳定有效地实行过，因此人们普遍希望有个“铁腕人物”来拯救国家，尤其期望出现一位彼得大帝或者斯大林式的“伟大领袖”。列宁曾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普京本人对此也是深有体会并且身体力行，他说，“俄罗斯自建立伊始就是一个超级中央集权国家，这一点已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的遗传密码、传统及其民众的思想之中。”普京强调，目前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要整顿“纪律和秩序”，实行“法律的专政”。 

普京在今后的四年中极有可能修改宪法，延长总统的任期或者增加总统的连任次数来保证施展自己雄才大略的必要时间。普京未来政治经济改革的灵魂将是以国家元首绝对权威领导下的行政机构的统一来加强俄国的中央集权，架空地方政府和压制反对派，以强大的国家力量和国家权威来保持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以及改善本国在全球外交权力结构中的不利地位，避免俄国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以及南斯拉夫内战的悲剧在俄国上演。模仿戴高乐体制，在国家干涉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在集权与民主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居中行正，长治久安，这是普京最为明智的选择。俄国汲取法国的成功经验既有历史先例，也有现实需要；既能够学习先进的政治经济模式，也能够消除西方国家对俄国民主前途的猜忌，更可以在外交上接近法国以防止西方国家内部形成铁板一块对俄国进行排斥的局面。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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